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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书院|樊纲:“骗子的多少衡量着改革的深度与广度”

2018-12-5 19:40| 发布者: 共享学社| 查看: 41| 评论: 0|原作者: 福格书院

摘要: “改革是一种破旧立新的过程,旧的一套体制、规章以至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正在解体、失去效力,而新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规范还没有完全形成,还不完善,人们还不知道怎样在新的体制下保护自己的利益、谨防 ...

“改革是一种破旧立新的过程,旧的一套体制、规章以至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正在解体、失去效力,而新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规范还没有完全形成,还不完善,人们还不知道怎样在新的体制下保护自己的利益、谨防坑蒙拐骗,经济生活当中就难免出现一些制度真空,可供小人们钻的空子也就会多起来。骗子多了,说明我们的改革正在深入进行,遍地铺开。骗子的多少衡量着改革的深度与广度。”


——樊纲《制度改变中国: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


近几年互联网金融平台成批量的出问题,“据说”,已经给上千万人民群众带来了重大的财产损失,严重影响了其生活水平。以致于现在,整个金融领域,都不再有那么多人敢轻言创新了。


遥想当年,互联网金融刚刚兴起之时,其意义被持续拔高升级:“倒逼中国金融改革的力量”、“颠覆乃至取代传统金融”、“中国金融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互联网金融的重要意义不亚于文艺复兴” ... ...


与之相对的是当前,整个金融创新领域都被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只有极少数的人还在不得不、骑虎难下的、在“可能是下一个骗子”的眼光坚定向前走,当然也有始终都保有着敬畏之心在做的从业者。但,总体而言,现在从上到下对于金融创新普遍就是一个感觉:“骗子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太坏了!”


有时,我就再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中国金融行业不适合进行市场经济的路线吗?所有都必须重回到国家控制下的体制下才能运转吗?但是,如果考虑到“刚性泡沫”的存在,似乎,再完全回到国家控制的体制下也只能是带来更多的金融领域的反腐事件而已,好像,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金融行业的效率提升问题。


而金融效率如果一直低下、金融运转持续受到抑制,那么,当我们面对拥有强大国际金融市场支撑的其他经济体时,又该怎样保持我们的经济体的竞争力呢?而如果没有持续领先的竞争力,我们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上的伟大复兴该如何实现呢?



直到,最近看到樊纲教授《制度改变中国: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第3章:制度变迁的逻辑与进程”中的一篇文章:“骗出一套新体制”,才有种涣然冰释的感觉,原来,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也经历了一段“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过程呀,那时候人们也在惊呼世风日下,也在埋怨“市场经济搞得人们道德沦丧”... ...


顿时,替从事互联网金融和金融创新的朋友们找到了一些希望,也找到了可以理直气壮继续前行的理论支撑——当前虽然问题重重,但是,中国的金融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极其可观,因为在这篇文章中,樊纲教授就有相应的说明:


“改革是一种破旧立新的过程,旧的一套体制、规章以至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正在解体、失去效力,而新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规范还没有完全形成,还不完善,人们还不知道怎样在新的体制下保护自己的利益、谨防坑蒙拐骗,经济生活当中就难免出现一些制度真空,可供小人们钻的空子也就会多起来。骗子多了,说明我们的改革正在深入进行,遍地铺开。骗子的多少衡量着改革的深度与广度。”


——贾阳阳


如下是文章内容全文,希望能给大家多一个看待金融创新乃至整个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问题的视角,从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来审视这些问题的真实重要性。


《制度改变中国: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

第3章:制度变迁的逻辑与进程


“骗出一套新体制”


樊纲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骗子似乎越来越多了。搭个野班子,刻上几个“筹备中心”的图章,上上下下全国各地能卷走几十万;把头发梳得溜光,戴上一副金丝眼镜,拎上一只密码提包,操上几句“广普话”,做港商状,便能弄到上百万的订单货款,然后逃之夭夭。


欺骗拖欠赖账之类已多到报刊都不愿再做报道的地步;假冒伪劣之多,以至要成立“打假办公室”,还要来个“质量万里行”;甚至连政府机构内部都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无怪乎那么多人惊呼世风日下,有的甚至责怪搞市场经济搞得人们道德沦丧。 


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人非圣贤,承认总会有些人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和制度上的漏洞用各种可能的办法为自己谋取利益,就应该承认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骗子多了一些是十分自然、十分正常以至十分可喜的现象


如果说“乱世出豪杰”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改革出骗子”。原因并不复杂:改革是一种破旧立新的过程,旧的一套体制、规章以至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正在解体、失去效力,而新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规范还没有完全形成,还不完善,人们还不知道怎样在新的体制下保护自己的利益、谨防坑蒙拐骗,经济生活当中就难免出现一些制度真空,可供小人们钻的空子也就会多起来。骗子多了,说明我们的改革正在深入进行,遍地铺开。骗子的多少衡量着改革的深度与广度。


信用、信誉、诚实、“保质保量”等,不能仅当作一种美德来看,也得当作一种制度的“产品”来看待。经济学可以完全不承认、不依赖“为消费者负责”、“为他人着想”等美德,而只承认斤斤计较的利害得失。我们可以不管古代的诚实与信用是怎么形成的,在现代商品经济中,信用不是因为其美好才被人们所信奉,而是因为它有用、有利,才被人们所遵守。


其基本逻辑无非是:你想骗我,我也想骗你;你想骗我时我便想方设法防你的骗,我想骗你时便要琢磨着如何让防骗的你防不着我的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骗到最后大家一方面被骗得越来越聪明,另一方面也骗得累了,才发现其实谁都不是傻子,不会天生被骗而不会骗人。大家费了那么大劲你骗我、我骗你,还不如谁都不骗谁更省事、更合算、更经济(节省交易成本),于是大家偃旗息鼓,制定下一些共同防骗的规章制度以利于好好合作,人也因此显得诚实、讲信用、讲道德。 


事物发展的这一逻辑,一方面表明在新型的商业道德确立之前,总难免有一个骗子泛滥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有利于大家诚实合作的制度,往往是在大家你骗我、我骗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有骗人的,就有人要防骗,防骗的过程,其实正是制度的形成过程。比如合同或契约就是为了防骗而产生的。最初大家可能都是君子口头协议,后来有人事后不认账,才发现得有“合同”这样一种事前用文字写下的制度。怎么订合同,也是骗出来的学问,一笔买卖里可供钻的空子会有很多,一开始谁都不可能想得很全面。受了骗,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再订合同就会完善一些,于是合同的文本也就越来越长,条款越来越多,越来越细。


光有合同还不行,还得保证执行,不执行合同的人要是不受惩罚,合同不过是一纸空文,于是先有了私人间的械斗或私设公堂,然后有了“要债公司”(黑帮团伙有时也起这种作用),后来发现还是大家交点税,搞些社会的、公共的机构比较便宜,也较为公正,于是“攒”出了政府、法庭、警察之类的玩意儿。私人合同中的一些条款,也变成了大家共有的法律中的一些内容,免得每次都要重写一遍。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大大小小的制度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防骗而建立的。 


我们的传统体制,是靠垂直的管理与监督来维持的,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大家都对上负责、对上级诚实就是对人民诚实的道德准则。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后,经济主体多了,横向的经济往来多了,怎么对别人诚实的问题便凸显出来。


旧的规则和旧的道德已不再适用,新的还有待建立,于是出现了骗子增多、“三角债”难清,欠账的是爷爷、要账的是孙子之类的事情。所以问题不在于道德沦丧,而在于如何在新条件下重建防骗体系。在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其首要职能要由原来的“发号施令”,转变为“保护产权”,法律的设置和执法机构的加强,也要与此相适应。市场经济搞起来了,政府的职能与之不相适应,出现政府缺位,其他一些东西就会来补位,比如要债公司、家族势力等,黑帮团伙也会趁火打劫。保护产权一事不由政府当作公共物品来提供,就会有人当作私人物品来提供,同时就难免生出许多副产品。我们已经有了政府机器,最好还是靠转变职能过渡到新体制,而不要再经过一个漫长的重组过程。 


与此同时,各种民间的“防骗工事”也需逐步建立、完善起来,像法律顾问、法律事务所、商业合同、“消协”之类的机制,也起着防骗的重要作用。在我们的改革过程中,随着骗子的增多,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民间机构的建设也在进行。


我之所以对骗子增多这件事持乐观态度,根本上还是因为相信防骗的新规则新体制以及新型的商业道德,必将在大小骗局之中诞生。虽然有国外一些现成的规则可供参考借鉴,但有中国特色的骗子总得我们自己对付,所以新体制有赖于我们自己在与各色骗子的周旋中逐步形成、掌握和应用。


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不受骗不知防骗之重要,不受骗难学会防骗,所以在一开始不可能把一切规则都搞得很完善、很精细,总要有一个过程。骗子一多,大家都引起重视,新规则才能普遍地形成;骗术越高明,规则才会定得越严密。仔细观察一下,现在的骗子们其实骗术还很简单、原始,得手还太容易(体制的漏洞还太大,人们还太“傻”),所以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来说,我们还和骗子们一样,都只是处在“初级阶段”。


作为一个人,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存在许多美好的东西,有真切的爱心、善良的愿望、温暖的友情、诚实的信誉和利他主义,好人是多的,人间是暖的。但作为经济学家,我宁可先假定人是恶的、丑的,无时无刻不想骗人的。我想这可能反倒有利于经济制度的完善,经济问题的解决。天下的事不怕多往坏处想,只怕只往好处想,一厢情愿地上当受骗。这种思维方式不是没有坏处,因为为防小人所设的制度,有时会约束到了君子头上,浪费了君子的时间,比如签合同之类的事就是如此。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是为了保障君子的利益。没有有效的制度防小人,小人就会泛滥起来,直到最后不再有人去当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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